几乎每一起涉及弱势群体“复仇”的热点事件，都能让舆情和法制之间的关系，骤然紧张起来。当年的杨佳、张扣扣，最近内蒙、东北等地的几起案件，无不如此。

在“法治”成为核心价值观的今天，底层民众竟然铤而走险，选择暴力复仇，不少人将其解读为，这是求告无门后的无奈之举，若按现有法律制度惩处，是不符合天理的，从而引出法律和“正义”之争。

略巧的是，前段时间，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老师出版了一本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，书里有大量类似冲突的古代案件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法特别注重“天理”和“人情”，所以，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很多热点事件，以及司法实践，可以说极具启发性。

张守东老师这个名字，熟悉人文社科、知道哈耶克的读者是有印象的——是的，他就是哈耶克名著《法律、立法和自由》的译者之一。所以，看到“传统中国法叙事”这个名字，估计不少朋友会有“走错片场”的感觉。

但其实这不奇怪，而且能写好“传统中国法”这个话题，还非如此不可——因为在今天这个独特的时代，写好传统中国法的前提，先要具备从世界看中国的高度和认知储备，才能准确把握传统中国法的独特价值，进而古为今用。张守东老师刚好是那个对西方法律思想、政治哲学有多年研究和独到理解的人。

即便如此，一看到“传统中国法”这几个字，还是会劝退很多人，从而错过这样一本好书。究其原因，来自于以下三个误解。

误解1：传统中国法简单粗暴，而且欺软怕硬

受一些畅销书或影视剧误导，很多人对传统中国法的认知，要么是法家主导下的严刑峻法，要么是放任侠客“快意恩仇”的无所作为。

按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的阐释，严刑峻法只在秦朝作为主体施行，汉朝以后，儒家的仁政、德治为法律塑造了新的范式，“德主刑辅”成为主流，对天理、人情的兼顾，使很多判例充满了人情味。

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案例：武则天期间，徐元庆改名换姓到一家驿站作仆役，只为有朝一日，能等到当年的杀父仇人。最终天遂人愿，大仇得报，然后自首。

案子惊动了朝廷，众大臣吵得昏天黑地。最终，武则天纳取陈子昂的提议：处死，并立碑表彰，依据是“在礼，父仇不同天；在法，杀人必死”。然而，即使给予了如此多考量的判决，还是被柳宗元痛批：如果父亲是被枉杀，徐元庆求告无门，复仇就是替天行道，理应表彰并释放，这个判决，天理不彰。

“当法律与天理产生冲突时，以天理为准。”这是传统中国法的基调。

透过《传统中国法》一书不难发现，法律与天理之间的最佳关系是：法律是对天理的表达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，首先要反思的是法律是否出了问题。有个专业的说法叫“恶法非法”，而判断法律是善还是恶的主要依据，就是法律是对天理的捍卫还是违背。

至于“快意恩仇”，只要具备基本的逻辑就知道并不可能。古代中国法自成体系，虽然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只是一句口号，但朝廷可不“惯着”那些江湖儿女。影视剧里那些好汉随意夜潜别人家“劫富济贫”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——唐朝便有这样一条法律：夜无故入人家，主人将其杀死无罪。这条规定一直持续到清朝。

误解2：传统中国法是与世界文明对立的另类

不少人被个别西方学者片面的批评所误导，认为古代中国缺乏民法，或者把法律制度简化为皇权专制的附庸，从而把传统中国法当成完全与世界文明对立的另类，不足一观。

打开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就知道，古代中国确实没有“民法”之名，但各种杂法、律令、乡规、俗例，其实都是民法，不仅清晰，而且凝练。1920年全国搞过一次大调查，发现从古代沿袭下来的，一共有三千多则民法习惯，陈陈相因，“民法”从来不曾在中国缺席过。

至于“法律是专制的附庸”，亦是误解。秦制两千年，大一统加皇权专制，百姓的自由和权利不值一提，这是事实。但是，这不等于没有法制，没有程序。事实是，官员审案时并不敢为所欲为，因为案卷不仅要层层复核，上级部门还可能随时抽查。王朝还为民众设计了一整套信访、申诉程序，一旦出现冤假错案，官员仕途就会大受影响。

我们都听说过“三堂会审”。三堂协同办案从唐朝就开始了，不同时期各有司功能略有调整，但整体运作基本一致，以明清时期为例：刑部负责普通百姓的审判，都察院负责官员的审判，为防止徇私舞弊，两衙门的审判结果需交大理寺复核，此之谓二审。大理寺如果不认可，再交皇帝“圣裁”。

三堂会审，则指为减少一审、二审及监察过程中的耗时，以及体现兼听则明的办案理念，三堂首脑联席审判，尤其，基于案件的敏感和重大，三堂会审甚至无权出具最终判决书，要上报皇帝等候“圣裁”。

三堂会审是为封堵一家独大的司法漏洞、防止发生冤假错案而做的制度保证，确保案件在初审、复审和终审三个阶段得到审慎审理，体现了传统中国法古朴的正义原则。

可见，对“官员枉法”的监督治理，对程序正义的重视，一直以来，都是中华法系的重要部分，传统中国法与古代西方法，只有程度和方法上的不同，并无法理本质上的径庭。

误解3：传统中国法已成古董

有些人想当然觉得，法律只是对现实的解释和应用，是一时一地之事，在已告别帝制一百多年的今天，传统中国法只有学术研究的价值，对当下已没有实用价值。

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一书，用各种“古今一理”的案例说明，首先，所有的立法都是寻求共识的产物，那么，这种共识，理应含有古人的司法智慧。

事实上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法律背后都有一个最高原则，违反该原则就不能叫法治。这种最高原则，在西方叫自然法（也有追溯到《旧约》的），在传统中国叫天理，也就是说，法律必须符合天理。所以，传统中国法中的天理，既是普世的，也是永恒的，天理不会过时，而应该在继承中不断阐扬，比如敬畏天地、尊重信仰、仁义礼智信，等等。

在古代，每当发生天理与国法相冲突的案件，上下都会列为头等大事，没人敢掉以轻心，最终也大体能在法律与天理之间找到平衡。这一点，是传统中国法对当下法治最重要的借鉴意义，却也是一直被忽略的地方。

其次，民众的关切点，历来为立法和司法所重点考量，古代法对此进行的三千多年尝试，是一笔丰厚的财富。而法律的本质，其实就是代代相继的经验——法律，根本上来自社会的规则，而社会是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，因此，所有的法律都离不开传统。

基于此，张守东老师认为，对传统中国法的漠视，不仅是对三千年积淀的极大浪费，其对天理和人情的背离，更是对普世法则、社会规则、法律经验的人为切割，极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适，乃至混乱。

远的不说，呼和浩特之后，又发生多起类似案件，不重视此类案件的发生机理包括处置方式，极有可能引发更大面积的连环效应，摧毁已日益脆弱的社会道德根基。

因此，上述案件的判决结果出炉之时，就将是再度引爆舆论之刻，而焦点一定而且仍然是：当法律和天理产生冲突时，法官应该怎么判？

可见，无论是为当下棘手的法律问题找参考，还是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，“传统中国法”都是绕不开的“捷径”。

然而，几十年来，各门类图书都呈爆炸式增长，唯独传统中国法领域，长期以来一直古井无波，其丰厚的法学智慧和法理思维，不为今人所知和所用。

张守东老师正是基于对该问题的关切，才写作《传统中国法叙事》一书。以张老师的法学造诣、对中西文明精髓的洞察，以及卓越的文字表达能力，假以时日，本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，应是大概率的事情：

◎法学造诣深厚，是写好任何类型法律读物的前提条件。

近些年来，各种类型的法律读物相继出版，无论是侧重法学理论的王泽鉴先生，还是为社会普法功不可没的罗翔老师等人，他们的法学造诣都是深厚的。在传统中国法领域，深耕多年的张守东教授是一方重镇，本书细致呈现了传统中国法的原貌，让读者得见一个真实的传统法律中国。这得益于他同时还精通史学和国学，通晓古代法背后的时代沿革和风土人情，解读各种案例时，“触角”随时可以抵达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◎贯通中西学理。

无论法理，还是技术层面，传统中国法绝非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。相反，都具有普适性的地方，在技术层面，犹有胜之。如前所述，张守东老师亦深受西方文明洗礼，不仅精通中国法，亦深研美国宪法，还教授中西伦理比较，他还是一名JD徒，这种贯穿中西的视野，使他能基于古今对比和中西参照，把传统中国法里最值得称为遗产的，提炼成这本书。

◎最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一改法制史、法理学作品教科书式的写法，以很多充满冲突的法律故事，以及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来展开，比如，谁能审判李世民？王安石、司马光为何为一件杀夫案争得不可开交？为何说鸦片战争的发端，居然是中英在一场民间命案里的法律分歧？这些以法律为内核的故事，也同时帮助我们打开一道窥视中国历史的“旁门”，视角独特，且基于张守东老师的生动文笔和独特的“厚描写”手法，饶有趣味。

法律是一部演化史，少了传统中国法的视角，无论对法治，还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，都是残缺不全的。